作者：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博士

尽管全球在过去十年中在增加避孕措施的可及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9月26日的世界避孕日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以突出全球约2.57亿妇女的需求——希望避免或推迟怀孕，却没有使用安全、现代的避孕措施。到2030年，由于避孕服务无法跟上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的步伐，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至2.71亿。

但是对于生育率极低或超低的50个国家而言，世界避孕日对女性有什么意义？在这些国家中，妇女及其伴侣平均只有1.5个孩子或更少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认为只有在人口快速增长和妇女生育过多孩子的国家才需要关注避孕，也就是计划生育。实际上，无论人口规模或人口趋势如何，避孕仍然是任何社会中实现性与生殖健康、性别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

无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是高还是低，获得避孕措施都是一项基本人权。明年，世界将庆祝1994年首次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30周年。在1994年的会议上，179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了《人发会议行动纲领》，其中认可人人有权决定何时生育、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多少子女。为了实现这一权利，所有妇女及其伴侣都需要能够获得高质量的避孕咨询服务和自主选择的避孕方法。

避孕措施并不能决定家庭规模的选择，但它确实使得女性和她们的伴侣可以行使选择的权利。研究表明，女性和她们的伴侣出于一些相互影响的社会和经济因素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事业与育儿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缺乏可负担的优质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将家务劳动和育儿不平等地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规范，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女性和夫妻是否要孩子的决定。由于这些社会和经济压力，在大多数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往往较其期望的数量要少。例如，中国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但当被问及她们理想的子女数时，平均答案是1.8个。

因此，通过限制避孕来作为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决定减少生育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得到解决。从尝试过这种政策的国家获得的证据表明，这不仅对国家的出生率影响甚微或根本没有影响，还可能导致负面后果，比如孕产妇死亡率增加和弃婴增多。相反，低生育率环境下的政府应侧重于解决实际与期望家庭规模之间的差距，并出台一揽子政策和投资措施来减少育儿障碍、改善家庭生活并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例如，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带薪育儿假都能改善职场父母的生活，这些政策可以帮助女性和夫妻实现他们期望的子女数量。

即使政府没有正式限制避孕措施以应对低生育率，但仍然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对生育率下降感到“人口焦虑”的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家庭支持政策时，避孕被置于次要地位。这可能会在避孕供应链中导致“多米诺效应”的撤资:用于开发下一代创新避孕药具的研发投资减少，制造商缩减生产规模、公共卫生预算在避孕采购上的拨款减少，卫生工作者在咨询和服务提供方面的培训减少，在社区层面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知识普及活动减少。这可能导致需要计划生育以防止非意愿妊娠的女性和青少年女孩越来越难以获得最能满足其需求的避孕方法。

无论妇女决定是否生育，在整个生育期，避孕措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选择生育的夫妇来说，能够决定生育间隔对健康和经济都有好处。建议妇女在两次分娩之间间隔2-3年，以确保自己和孩子的最佳健康状态，而避孕可以帮助她们有效地确保生育间隔。合适的生育间隔可以让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应付抚养孩子的成本，父母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关注每个孩子的需求。通过避孕来实现的生育间隔所带来的健康、经济和社会优势也使整个社会受益。

避孕也在帮助选择生育的妇女及其伴侣决定家庭人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一个女性想要生育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她将有很多年的时间有能力受孕，但并不一定希望马上怀孕。例如，如果一个女性在25岁生下第一个孩子，选择再生两个孩子，并一直保持生育能力直到42岁，那么她可能会经历14年再次可能受孕但不想生育的时间，因为她的家庭已经完整了。

还有那些还没有打算现在就组建家庭的年轻人呢?在许多社会中，婚姻和生育仍然是相互联系的，但随着平均结婚年龄的增长，年轻人在恋爱关系中度过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这段时间内他们可能并不想要孩子。通过避孕来预防非意愿妊娠比通过人工流产来应对非意愿妊娠更好。通过开展适龄的性教育提高避孕意识，并通过高质量、不带偏见的卫生服务确保避孕药具的可及性，对于青少年能够管理其个人生育选择至关重要。

避孕在今天仍然像30年前首次举行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时一样重要。无论人口规模如何，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和投资，我们都可以建设繁荣、包容的社会。普遍获得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对于社会的健康和福祉，并赋予妇女和女童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做出选择的权利至关重要。